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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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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泼水节

201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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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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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服饰 —— 五彩斑斓的蒙古袍

2013/08/22
蒙古族服饰名称为蒙古袍,主要包括长袍、腰带、靴子、首饰等。因地区不同在式样上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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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化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

     一、藏语的基本特征 
    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
    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 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
    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 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
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
      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
     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
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 
    二、各具特色的方言 
    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

   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中部方言 基本上属于传统分类中的卫藏方言区。中部方言所包括的地域相当辽阔,除藏北的改则、那曲,林芝东北部和东南部的波密、墨脱、察隅以及昌都以东地区外的西藏所有地区。也就是说,雅鲁藏布江整个流域及其上游支流的阿里都被列人中部方言区。中部方言的基本语音特点是,没有浊音阻塞音声母;复辅音声母也很少;声调基本稳定,与元音的音长有对当关系;有鼻化元音和丰富的真性复合元音。
如拉萨话,首先与古代藏语相比,声母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复辅音;其次,没有浊音阻塞音,也就是说古代藏语的复辅音在拉萨话中全部简化成了单辅音形式,而原来的浊音阻塞音声母,无论是在古代复辅音中,还是在单辅音中,现在都发生了清化变化。另外,除了部分原生音素外,拉萨话还产生了一些新的辅音声母形式,如舌面中塞音、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等。韵母元音系统相对古代藏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元音韵母从古代的5个元音发展成了8个。
另外,由于鼻音韵尾的鼻音化,还产生了若干鼻化元音。其他新型的元音是长元音和复合元音,复合元音则是真性复元音。拉萨话的韵尾从形式上看,还保持着古代藏语的风格,现在的7个韵尾分别来自古藏语的塞音、鼻音和流音韵尾。拉萨话的声调分高、低两类,差异明显。但声调的调型则与韵尾类型和元音长短有关系,舒声韵和促声韵分别导致声调的升和降;元音长短也从听感上影响声调的高低感知。噶尔地区位于西藏最西部的阿里,距同属中部方言的拉萨2000多公里,地理位置上与西部方言区十分接近。噶尔话的声母系统与拉萨话基本一致,但古代阻塞音来源的清声母(低调)一律读不送气音,与拉萨话读送气音形成区别,而且带有浊音色彩。
噶尔话的喉塞音作为韵尾具有区别词形的作用,但出现在高调音节元音前的声母位置时却处理为零声母。噶尔话在与高调音节相对的低调音节元音前则蕴含有一个浊音喉擦音,也处理为零声母。另外,还有7个带前置鼻音的复辅音声母。噶尔话有8个单元音,与拉萨话一致。另外,鼻化单元音都是长元音。还有9个复合元音,其余是真性复合元音。除此之外,还有9个鼻化复合元音,都是真性复合元音;而非鼻化复合元音都是长元音。噶尔话的真性复合元音在中部方言中是最多的,同时保留了古代藏语的6个辅音韵尾,产生了一个新的喉塞音韵尾。噶尔话共有4个声调,声调的长短与元音的长短有配合关系。

    东部方言 主要指传统分类中的康方言,分布于西藏的东部(昌都地区)、东北部(改则、那曲和安多等县)和四川的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等),还有云南的西北部(迪庆藏族自治州等)。由于分布较广,区域内部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区是德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北路康方言)、巴塘(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南路康方言)、中甸(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格,位于金沙江东岸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德格话作为康方言北路次方言,有浊辅音声母,有送气擦音声母和清化鼻音声母,这个现象与巴塘话基本一致。
德格话的复辅音声母也与巴塘话相似,除个别音外,都是带前置鼻音的阻塞音。德格话的所有单元音均可能带喉塞音韵尾。巴塘话作为南路康方言,分布于四川西部的金沙江畔一带。巴塘话的单辅音声母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有全套的浊(输)音声母,有整套的送气擦音声母和清化鼻音声母。这些声母分别与清音声母、非送气擦音声母、鼻音声母相对立,构成了一个非常整齐的格局。巴塘话的韵母比较复杂,单元音9个,真性复合元音5个,另有一个鼻化复合元音,属假性复合元音。除此之外,有7个鼻化单元音韵母,还构成9个带塞音韵尾的韵母。 
    西部方言 这一区域指邻近西藏阿里地区的克什米尔一带,拉迭克地区和略靠北面一点的巴尔提地方的藏族方言。由于历史的原因,拉达克地区的藏族同样信仰佛教。从地理分布上以列城为中心的方言,一般认为是拉达克地区的权威方言。在它的周边一带还有4种次方言。列城的西面是桑噶尔次方言,与列城话和拉达克次方言有着较大的差别。东面是上拉达克次方言,紧靠西藏阿里地区;西北面是下拉达克次方言地区;在列城北面还有—种次方言。
从方言之间的关系来说,上拉达克话受阿里藏语的影响较多。巴尔提地区的藏族主要聚居在印巴停火线的两侧。另外还有一个次方言叫普里克语,是居于拉达克话和巴尔提话之间的一种次方言。就整个拉达克地区而言,说拉达克方言的人口是最多的,其次是巴尔提方言。这里的大多数村庄,同庄的人使用同一种方言。但也有部分柑庄属于杂居区,使用不同的方言,包括与使用印度雅利安语言的;民杂居。藏语西部方言在语音上内部呈现出一定差别。例如,每辅音的前置辅音在列城话、下拉达克话和列城北部话中处于两可状态,而在上拉达克话中却消失了。列城话所保留的复辅音在桑噶尔则简化为单辅音;桑噶尔话中有浊塞音与浊擦音的对立,其他次方言中这种对立却处于自由变体状态。巴尔提话还有一些三合复辅音声母,有5个元音。在整个巴尔提话中,只有极个别的词出现有鼻化现象,但没有声调。 
    南部方言 主要包括我国西藏的夏尔巴话,尼泊尔王国的宗卡话和那里的夏尔巴话。根据调查,中国境内的夏尔巴话(聂拉木)受中部方言的影响较大,与宗卡语差距也较大,而尼泊尔的夏尔巴话则与宗卡语较为接近。藏语夏尔巴话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境内的珠穆朗玛峰附近昆布—索卢地区,以及部分散居在锡金和印度又吉岭等地的人群中。中国境内的夏尔巴人居住在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樟木口岸附近一带。据研究夏尔巴的学者称,夏尔巴人来源于西藏或四川西部的康区,他们约在宋代西迁至定日,元明时期渐渐南迁到尼泊尔的昆布一带。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使他们形成了有别于其他藏族地区的一系列语言特征。从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传统、记年方法和人名称谓等方面看,仍然与藏民族相同。夏尔巴话(昆布—索卢话)与中部藏语方言有一定的差别,比如有浊音阻塞音等。但西藏境内樟木地方的立新话则没有浊音声母,明显受中部方言的影响,与藏语中部方言更接近一些。夏尔巴话每个元音都有相应的长元音,同时每个元音都有相应的鼻化形式。夏尔巴话的声调系统有4个声调。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麓的不丹王国,使用一种称之为“宗卡语”的藏语。
由于绝大部分不丹人历史上是从中国西藏迁入该地的藏族后裔。他们所说的宗卡语与古代藏语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宗卡语是藏语的一种地域性变体语。宗卡语的辅音声母,最主要的特点是保留了古代藏语的浊音声母,同时还有一套独特的“清音浊流”声母。因此,宗卡语的阻塞音有清音与送气清音的对立,有浊音与“清音浊流”音的对立,还有清音与浊音的对立,清送气与浊送气的对立。这种现象在整个藏缅语里是非常罕见的。除了这个特点外,宗卡语的舌尖后音带有轻微的擦音色彩,元音分长、短音,声调只分高低两个声调。 
    北部方言 在传统分类中称之为安多方言。分布地域主要为我国境内的青海、甘肃、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自治州)藏区。北部方言内部仍存在一定的差别,主要是农区话与牧区话的差别。另外还有一个较独特的、保留古藏语形式最多的道孚土语;北部方言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其次是复辅音声母繁多,而元音则相对比较简单。如甘肃夏河话,是介于农区话与牧区话之间的一种类型。


   夏河话不仅有全套浊音阻塞音,而且还产生了古藏语没有的送气擦音。夏河话的复辅音声母有两类:一类是鼻音作为前置音的浊音阻塞音类型;另一类是擦音作为前置音的类型。夏河话在藏语语音史上具有典型性,相对其他方言,它能够作为语音史上一个发展阶段的代表。在方言内部,夏河话有利于观察从牧区话到农区话的发展过渡状态。元音系统相对简单,只有6个元音,7个辅音,构成了繁多的韵母。元音可以独立出现在单音节词中,它的语音地位与其他元音相同。
夏河话尚未产生区别意义的声调体系,个别情况下伴随声音的高低习惯调可以区分意义。道孚话,是指分布于四川西北部的道孚县北面的牧区话。道孚话的单辅音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缺乏浊音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这一现象与它的复辅音声母有密切的关系,正好反映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单音浊辅音声母清化,而带前置音的浊音声母尚未简化为单辅音声母。道孚话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一般不能单独充当单音节词或多音词首音节声母,浊擦音充当这些声母的现象也非常少。道孚话的复辅音声母在北部方言中最为突出,数量多,种类也最多,总共有106个。包括塞音加塞音,塞音加擦音,擦音加塞擦音,擦音加鼻音,擦音加边音,以及鼻音加塞音,鼻音加塞擦音和鼻音加鼻音等10种类型。其中,塞音作为前置音是其他北部方言中所没有的现象。总的看,在道孚话中区别意义的声调系统尚未产生。藏语虽有较多的方言,但书面用语在各藏区都是统一的。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
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
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公元7世纪出现的藏族文字是由吐蕃的大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由吐蕃王朝的第32代赞普(王)——松赞干布全力倡导并向藏族社会推广的。 
    吞弥•桑布扎,生于雅鲁藏布江南岸,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隆子县(又说出身于尼木县吞弥家族中)。母亲名叫阿孥。父亲吞弥•阿鲁,是松赞干布的御前大臣。吞弥•桑布扎成年之时,正值松赞干布戎马驰骋青藏高原,大展其雄心抱负之时。松赞干布在平定内乱、征服诸部、完成统一吐蕃的大业之后,一方面与周边的尼泊尔、唐王朝等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建立了各项严密的治国制度。鉴于国家、民族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治理朝政的迫切需要,松赞干布深感缺乏文字的痛苦。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松赞干布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决定从数百名有志青年中挑选精英,派往国外学习深造和创制文字。最终挑选出吞弥•桑布扎等16名聪颖俊秀的青年,派遣他们前往天竺等国学习。吞弥•桑布扎等带着许多黄金等贵重物品,到国外拜师访友,潜心学习他国文字。


    据史书记载:“吞弥等路经尼婆罗之境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拜尼婆罗国王鸯输伐摩王,王为其赐解暑药物等……”异国的酷暑,奇禽野兽没有吓倒这些立志求学的青年。他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如饥似渴地四处求学。但长期生活在寒冷高原的青年们终因难以适应天竺的酷热气候,其中13位先后病卒于他乡。数年后,只有吞弥•桑布扎和一位叫拉热白森格的回到了吐蕃。在求学期间,吞弥•桑布扎敬重佛法,以惊人的毅力刻苦修习梵语梵文等,聪慧过人,成绩优异,故被天竺人敬称为“桑布扎”(意为贤良之藏人,“吞弥”是其家族名)。吞弥•桑布扎回到吐蕃后,根据松赞干布的旨意,开始精心研制藏文字。他仿照梵文兰扎、瓦都字体,结合藏语的特点,反复琢磨,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终于创制出了适于记录藏族语言的一种新文字。从此,随着藏文字的推广和应用,藏民族的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历史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史料记载,吞弥•桑布扎在完成藏文创制后,即撰写藏文颂词献给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十分高兴,大加赞赏。为了带动藏区臣民学习藏文,松赞干布拜吞弥•桑布扎为师,在玛如宫潜心学习藏文字和他国文化,闭门专学3年,一般不与外界接触。
松赞干布十分尊重吞弥•桑布扎,有些大臣则认为不该如此敬重。后来,他一再说服各大臣,平息众怨,始终不渝地倡导全藏上下学习藏文,期盼智慧之莲盛开。随着藏文普及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吐蕃的面貌出现了很大变化。先后涌现出了噶尔东赞、噶尔钦陵和年墀桑央敦等政治家、军事家。后来,为使藏文的拼音方法准确和规范,吞弥•桑布扎又根据古印度的声明论,结合藏文的特点和藏语的表述习惯撰写出了《藏文文法根本三十颂》等8部语法论著。吞弥•桑布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语言文字学家,而且还是藏族早期的一位大翻译家。他在完成藏文的创制之后,随即翻译了佛教经典《二十一显密经典》、《宝星陀罗尼经》、《十善经》、《般若十万颂》、《宝云经》和《宝箧经》等,后世将他所翻译的不少佛经收人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之中。此外,吞弥•桑布扎在翻译印度、尼泊尔等国佛教经典的同时,还翻译了中原内地的一些汉文佛教经典和文化论著。 
    藏族文字从初创到定型,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实践和不断创新的过程。经过反复斟酌、调整和取舍,使之更加规范化、统一化、简便化。从史书记载看,历代统治者对厘定藏文字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历史上曾专门制定“噶介”,用法律的形式来推行统一的文字。自公元7世纪藏文创制到公元11世纪,先后三次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厘定。第一次厘定是在藏文创制后至热巴巾(吐蕃王)执政前的100年间进行的。这次厘定主要是针对翻译佛经用语、用字不一,解决难读难懂的问题。厘定任务由吞弥•桑布扎和他的同伴以及后来的译师们担任。
为了使译经表述上的统一和准确,特著有文法专著8部。当时的这些著作除了《十三颂》和《音势论》之外,其余都在吐蕃王朝崩溃前朗达玛灭佛时期失传。当时形成的文法理论以及厘定后的文字相继沿用了150余年。第二次厘定是在公元9世纪,热巴巾执政时期由他亲自组织进行的。参加厘定的有当时著名译师噶瓦白则、觉若•鲁意坚赞和香•益希德等。这一次厘定根据当时翻译语言名词、术语不一致,语言表述纷乱,文字拼写不统一等现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正和调整。通过这次厘定,藏文字相对趋于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三次厘定是在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始于古格王朝时期(公元ll世纪初)。是由著名藏族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年)主持完成的,先后有160多位学者参加。这次厘定是最为系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期间,对藏文正字一一改定,废止译经中难懂、不便于阅读的古词繁字,代之以易懂易读的新词、简化字,使之更加符合人们的读写习惯,适应时代的要求。自此,藏文字的表述更加准确和规范,逐步定型,并一直沿用至今。 


      公元814年(唐宪宗元和九年),吐蕃迎请印度、西域、汉地的佛教高僧翻译佛经,统一译语,厘定藏文词语。此次确定了翻译佛经的三大原则,即符合声明学、符合佛教经典教义和让吐蕃人易于理解。以后使用的藏文正字法,基本上反映了公元9世纪藏文字厘定后的藏语语音面貌。在以后的岁月里,藏族学者纂写了不少有关藏文文法的专著。如公元1514年(藏历第九饶迥木狗年),却迥桑布所著的《正字法宝匣》。公元1891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铁兔年),洛桑楚臣所著的《藏文文法大疏》等。 
    藏文属拼音文字,共有30个字母和4个元音。藏文字母的书写同英文一样,属线形类。藏文字母的拼写以字根为基础,再加上置字、下置字、前置字、后置字和又后置字组成。与其他拼音文字所不同的是,藏文在书写过程中要上加字或下加字,通过叠加与基字组合,形成多重组合的平面文字。藏文有前加字母5个;后加字母(辅音韵尾)10个;重后加字母2个,双后加字母(复音韵尾)7个。藏文的书写通常是从左向右横排,特殊需要时也可由上至下竖写。字体分为行书、楷书和草书,还有公文专用字体。藏语的句子成份可分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和状语。句子主要是以谓语为核心的主谓呼应结构。其语序为:主语—宾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谓语。在形容词、数词和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一般在中心词之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需加领属助词,置中心词之前;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一般也在中心词之前。 
    藏语的语词可分为名词、动词、数词、形容词、代词、连词、副词、助词和叹词共9类。藏语动词包括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其中,及物动词可构成动宾结构,并要求主语后加施动助词以表示主谓关系的一致,这是藏语及物动词的特点。动词又可分为自主动词和不自主动词,这是根据行为主体对行为的制约力来划分的,也是藏语的一大特点。自主动词可以有命令式,而不自主动词则不能有命令式。藏语动词做谓语的常用手段是,在动词的词根后面加词缀或利用内部曲折来表达某种语义,曲折的变化表示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藏语动词曲折变化的特点是,属对比式而非对应式,即一个形态成分同一种语法意义并无固定的联系,而是不同的语法意义在不同形态成分的对比中体现出来。藏语动词有体态的语法范畴,最多的有8种。如拉萨话分为现行体、将行体、已行体、完成体、结果体、即行体、方过体和未行体。前6种是基本的,后两种在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中是没有的;动词时态的表达方式是,在不同时态的动词后加时态动词和辅助动词,或直接加辅助动词来表示。形容词的句法功能,是作定语和表语,或作述语。形容词作述语时,相当于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只能添加时态助词和辅助动词。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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